國際義人（希伯来语：חסידי אומות העולם，Chassidey Umot HaOlam，字義為：世界各國正義之人），本為犹太教用來稱呼遵守挪亞七律，可指望進入天國的非猶太人。 現今的世俗用法，是以色列國稱呼那些甘冒性命危險，拯救猶太人免遭屠殺的非猶太人。以色列國也向國際義人頒授國際義人獎。總數 -25,685 （截至2015年1月）。
国际义人杉原千畝的事迹：（日本駐立陶宛代領事）
杉原千畝（1900年1月1日－1986年7月31日），日本岐阜縣出身，日本外交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日本駐立陶宛代領事，期間大量發出過境簽證給猶太人，拯救了逾6,000名猶太人（按照报告那些犹太人后裔统计至少有50,000人），有“日本的辛德勒”之稱。
杉原千畝の 六千條人命的簽證
「杉原千畝，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有個人站在鐵軌上向著遠走的列車揮手喊道。這位一直到火車開動仍提筆振書核發簽證的外交官是杉原千畝，他於1939年7月至1940年8月擔任日本駐立陶宛考納斯的副領事。
這是終戰六十年，由讀賣電視拍攝的紀念影集「日本のシンドラ-杉原千畝‧六千人の命のビザ」中，還原歷史真相，顯露人性光輝最令人動容的一幕。全劇是由杉原千畝之妻杉原幸子所著『六千人の命のビザ』（大正出版刊）一書改編劇本，反町隆史飾演杉原千畝，飯島直子飾演杉原幸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入侵波蘭後，波蘭猶太人很多逃到立陶宛，立陶宛當地也有猶太人。1940年7月，那些成功逃到立陶宛的波蘭猶太人幾乎走進絕境。因為希特勒的軍隊正快速西移，若要逃離立陶宛只有一個途徑，穿越西伯利亞流亡第三國。然而沒有第三國的入境準許，蘇聯不會讓他們過境。
駐立陶宛的其他國家的領事館不是敵視猶太人，就是已經關閉，只有兩位領事還在堅守崗位，他們是荷蘭代理領事Jan Zwartendijk和日本大使杉原千畝（Chiune Sugihara）。荷蘭代理領事Zwartendijk給波蘭猶太人發放前往庫拉索島（Curacao）和荷屬圭那亞（Dutch Guiana，現在被稱為蘇里南）的簽證。預備逃離立陶宛的猶太人並不是真的需要這些簽證，只是需要理由向日本領事館申請過境簽證，這份過境簽證是獲得蘇聯出境簽證的條件之一。
杉 原千畝成了他們生存下來的最後希望。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湧入日本領事館，杉原很想幫助他們，但是不敢擅自行動，於是請示外務省，沒想到得到的回電是：「不准 向無指定目的地的人簽發過境簽證。」杉原千畝同情這群上萬的猶太人處境危急，向東京外務省再連發了二次電報，請求發簽證給猶太難民。所得的回覆仍然都是 「不准」。杉原千畝接到外務省的「禁令」，在房間裡踱來踱去，太太幸子陪他徹夜不眠。
杉原千畝在中國東北哈爾濱留學時，信了耶穌基督，基於他的信仰及良知，讓他決心違抗政府的命令，發簽證給猶太人。從1940年7月31日到8月28日，杉原千畝和他的妻子每天發放300個簽證，這是以前一個月所發放的簽證總數。由於人數太多，杉原日夜簽署，漸漸的體力開始不支。有天晚上他疲乏地對妻子說：「我不知現在該不該停止。」幸子溫柔的回答，「我們盡量多救些人吧。」
一個月後，蘇聯要求關閉日本領事館，東京指示杉原遷往柏林。猶太人仍然絡繹來到，杉原於心不忍對猶太人宣佈：「我們將在旅館過夜，離開以前，我能發多少張就發多少張。」第二天，人群繼續跟到火車站，杉原在車上拼命揮筆。火車開動時，他仍在把簽了名的紙一張張遞出車窗。在與他的家人乘火車離開立陶宛之際，他把簽證的官印交給了一位猶太難民。
戰後，由於擅自簽證問題杉原千畝被政府免職，他改名為杉原先方，在一家與蘇聯做生意的日本公司找到一份口譯和筆譯的工作，養家糊口，過起了平靜的日子。杉原千畝一生中很少提及這些事跡，直到近30年後一位他當年救助的倖存者找到他，其他的倖存者紛紛前去致謝，這段往事才逐漸被世人了解。
在以色列和美國的壓力下，日本政府正式承認了杉原千畝的正義事跡。2000年10月10日，日本首次為「日本辛德勒」舉辦了紀念活動，同時也為他百年誕辰紀念碑揭幕。日本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出訪歐洲時，還特意來到立陶宛的考納斯，瞻仰杉原千畝的紀念碑。對杉原千畝的肯定和表彰整整遲到了半個多世紀。
當年杉原千畝被問及為何要違抗政府的命令時，他回答道：「我也許不應該違抗我的政府，但如果不這樣做，我就等於是在違抗上帝。」
（原文：http://legacyecho.pixnet.net/blog/post/22750881-%E6%9D%89%E5%8E%9F%E5%8D%83%E7%95%9D%E3%81%AE-%E5%85%AD%E5%8D%83%E6%A2%9D%E4%BA%BA%E5%91%BD%E7%9A%84%E7%B0%BD%E8%AD%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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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900年，他出生於岐阜縣加茂郡八百津町一個稅務官的家。他在愛知縣上學，然後轉移到日治時期的朝鮮。1918年，他考上了東京早稻田大學高等師範部預科，但翌年離開了學校。1919年，他考上了满洲国的學校。1920年，他在朝鮮參加了大日本帝國陸軍。1924年，他加入了外務省，曾於日本外務省和滿州國外交部工作，並派駐於滿洲里、哈爾濱、莫斯科、赫爾辛基等地。1939年，他被調派到立陶宛考那斯。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不顧外務省訓令，擅發日本過境簽証予猶太人。他總共發出了近2,150張簽証，拯救了逾6,000名猶太人（占當時立陶宛全國1/3猶太人）。
1945年日本投降後，杉原千畝成為戰俘，與家人在收容所待了一年，於1947年自歐洲返回日本，定居於神奈川縣藤澤市。無視外務省訓令擅自持續發放日本簽證的杉原千畝，戰後1947年被迫從外務省辭職。實際上直到44年之後的1991年，才恢復其作為外交官的名譽。他被免职后与家人過着困苦生活，其么子亦在回國後不久去世。
1968年，以色列駐日本大使館通報尋求杉原千畝，並且與曾經接受他幫助的猶太人見面。1985年，以色列政府頒發國際義人「外國國民正義之士」予杉原千畝，以表揚他的行為，使他的污名獲得平反。當時以色列政府邀請他前往以色列領獎，但杉原千畝因病重無法遠行，遂由其妻與子代為前往以色列受獎。
1985年, 也是蘇聯入侵立陶宛的45年後，有些人詢問當年杉原千畝將簽證發給猶太人的原因。杉原千畝表示是因為那些難民也是人，而他們需要幫助。
“你希望知道我的動機，是嗎? 其實那是一種任何人在與難民面對面，看著他們眼淚盈眶地哀求時會產生的情操。你會忍不住同情他們。那些難民當中不乏長者和婦女，他們是那麼的絕望，他們甚至絕望地想要親吻他的鞋子懇求。是的，我確實親眼目睹這樣的畫面。同時在當下我感覺到，日本政府在東京並沒有一致的意見，有些日軍領導是畏懼於納粹給予的壓力，然而內務省內部卻是矛盾的。 東京的人民沒有團結在一起，而我覺得為此和他們打交道顯得十分愚蠢，因此我決定不要等候國內的回應。我確信將來會有人抱怨我的行為，但我認為這是正確且應該做的事，救人命不會是件錯事……在人性、仁慈博愛、善鄰友好的精神下，我冒險做了這件事，面對這些最艱難的狀況－－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帶著雙倍的勇氣往前.”
受到突然竄進她腦海的耶利米哀歌的啟發，杉原千畝的夫人杉原幸子鼓勵丈夫發簽證以拯救猶太難民的性命，當摩西祖匹克問他為何願意賭上他的工作去拯救他人的性命時，杉原千畝輕描淡寫地說道﹕”我這麼做只是因為我憐憫他們。他們想要離開，我就給他們需要的簽證。”
於次年1986年7月31日，杉原千畝因心臟病在鎌倉的醫院逝世，享年86歲。雖然他在以色列及國外都享有公開稱譽，他在日本國內卻始終保持低調。直到包括以色列駐日大使等來自世界各地，人數眾多的猶太人代表團出現在他的喪禮上，他的鄰居才知道他當年的事蹟。
紀念
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和第二大城考那斯的“杉原街”與小行星25893以杉原為名。
2000年10月，日本外務省於外交資料館設立紀念碑，稱讚杉原為「具有勇氣做出人道行為的外交官」。杉原的故鄉岐阜縣加茂郡八百津町設立了杉原千畝紀念館。
2005年10月，日本電視台播出電視劇《日本的辛德勒─杉原千畝的故事：來自日本的救命簽證》（日本のシンドラー杉原千畝物語・六千人の命のビザ），由反町隆史飾演杉原千畝。
2015年，東寶製作的《杉原千畝 スギハラチウネ》電影，由唐澤壽明飾演杉原千畝。
（原文：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9%E5%8E%9F%E5%8D%83%E7%95%9D）
Chiune Sugihara, The “Japanese Schindler” By Zamira Chenn: Excerpts: “Time was running out for the refugees, and Sugihara had a difficult decision to make. He knew he might be fired and disgraced if he defied government orders, but he also knew that he could not allow these people to die. “I may have to disobey my Government, but if I do not, I will be disobeying God,” Sugihara said to his wife, Yukiko. “I know I should follow my conscience.”
Guided by the strength of his morality, Sugihara began issuing the transit visas. For 29 days, from July 31 to August 28, he sat for endless hours composing them. Hour after hour, day after day, he wrote and signed – 300 visas a day all written entirely by hand. He did not even pause for meals – Yukiko would prepare him sandwiches and leave them by his side. At the end of the day, she would massage his aching hands.
Hundreds of applicants became thousands. Day and night, desperate people lined up outside the Consulate begging for visas; when some of them attempted to climb the compound wall, Sugihara came out to calm them, promising not to abandon them. And he did not: when he was forced to close the Consulate and leave Lithuania, Sugihara continued writing visas on his way to the train station, in his car, and in his hotel. After boarding the train, he kept signing visas as fast as he could, handing them down from his window. Even while pulling out of the station, Sugihara was seen throwing visas to refugees running alongside the speeding train. Because many passports had been left unstamped, Sugihara also tossed his visa stamp into the crowd, so that it could be used to save even more Jews. “We will never forget you:” those were the last words he heard from the refugees…” (全篇文章： http://www.jewishpost.com/shalom/Chiune-Sugihara-The-Japanese-Schindler.html)
所有國際義人（「外國國民正義之士」）的芳名均紀錄於大屠殺紀念館的網站，請參閱
Yad Vashem （http://www.yadvashe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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