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转载摘录》 约翰·拉贝（John Rabe, 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是生於汉堡市的德国商人，以其在1937年－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为、以及作为南京大屠杀翔实证据的《拉贝日记》而著名。
生平
拉贝早年曾在非洲生活数年，1908年来到中国，1911年至1938年间受雇于西门子康采恩的中国子公司——西门子中国公司，开始在中国沈阳、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经商，在中国时间前后长达30年。1931年至1938年前后，拉贝任西门子公司驻华总代表，曾代理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南京大屠杀时纳粹德国是日本的盟国，拉贝以其特殊的身份目击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并将其记录为著名的《拉贝日记》。并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建立了3.88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 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被选为主席，因为人们希望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并首先是一个纳粹党成员可以对日本军队施加影响。但收效甚微。)；安全区为大 约25万中国难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拉贝自家的花园中亦庇护了600名左右的难民。1938年2月拉贝被西门子公司召回，4月抵达德国后立即四 处公开演讲作展览放映马吉拍摄的纪录片揭露日军暴行，并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希望德国政府出面对日本施加压力。但此报告当时没有公开（一般认为，由于德日为盟国，故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之后，他甚至因此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他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马吉拍摄的影像资料与此期间也被没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被先後蘇聯和英國逮捕。在面见了朱可夫元帅并证实他沒有犯错之后，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國無罪釋放，生活拮据。宋美龄很快就找到了拉贝一家的下落，希望拉贝能在东京审判中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出席，但被拉贝婉言拒绝。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他因而得到南京市民的捐助及國民政府每月金錢和糧食接濟，全家得以度过战后物质匮乏的难关，包括苏联封锁西柏林的艰难日子。这种接济一直持续到国民政府撤离南京为止。1950年1月5日拉貝于西柏林中风逝世，日记资料由他的家人保存。1996年年底拉贝日记重见天日后，拉贝才重新为世人所知。1997年他的墓碑由柏林搬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保存。
拉贝是一百多年中德关系史当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2006年10月31日，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芮悟峰（Dr. Wolfgang Röhr）在南京拉贝故居落成仪式上的讲话中说，“还有谁能比他更好地代表德中两国之间的友谊呢？”
拉贝日记 (电影)
1941年开始，拉贝开始在德国整理日军暴行。半个世纪之后，《拉贝日记》以德文、中文、英文和日文出版。
1996年，《拉贝日记》在美籍华人张纯如女士及邵子平博士等人的寻访下得以重见天日，12月13日在美国纽约的南京大屠杀纪念大会上，拉贝外孙赖 因哈特女士将2000多页的日记副本首次向外界公开，立即引起轰动，成为南京大屠杀最重要、最详实的史料之一。日记中记述了城区内的600多个案例，很多 可与其他资料互为佐证，如幸存者李秀英等。
1997年8月，在整整60年之后，时隔南京大屠杀一个甲子轮回，《拉贝日记》中文版在南京得以公开出版，著名史学家胡绳撰写了序言；当年底，在前 驻华大使埃尔文·维克特（Erwin Wickert）先生的努力下，德意志出版社（DVA）出版了拉贝日记的德文版。（无论是德文版还是英文版、日文版，都是日记原文的部分节选，章节选择略 有不同，而中文版出版的则是日记全本。）
一部关于拉贝的电影故事片已经拍摄完毕，2009年4月29日中國上映。
“辛德勒是一个小小的拉贝”
外界一般受张纯如女士的影响将拉贝称为“东方的辛德勒”，但按照邵子平先生的评价“应该说辛德勒是一个小小的拉贝”。一般认为辛德勒雇佣1200名犹太人做工时纳粹德国已显败象，除商业利益外辛德勒也有对自己前程的考虑；而拉贝等人保护25万难民则完全出于单纯的人道主义动机，并与西门子公司及德国政府的意愿相反。
1999年，南京市政部门变更道路拓宽计划，以便使现属南京大学的拉贝故居保存下来。2003年，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访问南京后建议西门子公司出资修葺拉贝故居。2005年底，西门子公司经过与南京大学協商，向南京提供225万人民币用于修缮故居。2006年10月31日，拉贝故居整修完毕向公众开放，正式名称为“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 和“拉贝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拉贝故居”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C2%B7%E6%8B%89%E8%B4%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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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拉贝日记》主人公原型约翰-拉贝简介
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 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 生于汉堡市的德国商人，以其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了大约20多万中国人而闻名，被世人尊敬地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曾在非洲数年的拉贝，在1908年起受西门子中国公司之聘，开始在中国沈阳、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经商。拉贝的未婚妻多拉随后也来到中 国，并于1910年10月25日在北京正式结婚。1931年至1938年前后，拉贝任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他目击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制造的南京大 屠杀，并将其记录为著名的《拉贝日记》。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南 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1938年回到德国，6月8日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报告当时没有公开(一 般认为，由于德日为盟国，故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之后，他甚至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被先后苏联和英国逮捕。在证实他没有犯错之后，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国去纳粹化和释放，生活拮 据。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他因而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1950年拉贝于西柏林逝世，日记资料由他的孙子保存。1997年他的墓碑由柏林搬到南 京。
19世纪末，欧洲十字路口的明灯——德国汉堡，诞生了一位名叫约翰·拉贝的传世英雄。
把世界还给人，把人归还自己。这一人道主义的精髓，像一弯持久不落的新月，沐浴，净化着无数的魂魄，也铸造了拉贝的人生观。
他于1909年来到中国工作，先后成为北京、天津、南京西门子分公司经理。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30年，他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接 触，1937年日军向南京进攻前夕，他从北戴河赶回南京，被一些外国人推为南京安全区主席。12月13日，日军攻战南京，进行了令人发指的血腥屠杀。金陵 古城陷入黑色的恐怖大海。拉贝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在自己的住宅收容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在他负责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他和他领导的十多位外国 人，不仅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而且捍卫了人类的真理和尊严。他在他租住的小粉桥1号院子内，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
1938年春，拉贝回到德国后，发表演讲，揭露日军在南京的疯狂暴行，遭到盖世太保的迫害。
开始，难民们都不知道他是拉贝，都称他爱得培先生，他尽自己的所有能力保护了25万难民，供他们吃喝住。他对妇女儿童非常关爱，对敌人却相反。 一次，难民区围墙翻进一个身配刺刀的日本兵，难民们大惊，急忙呼喊拉贝，拉贝急忙赶来，对日本兵大加斥责，日本兵连连认错，准备从大门出去，拉贝命令他重 新翻围墙出去。难民们得到他的关怀，还经常得到食物 孩子们常常得到礼品。拉贝的恩情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二次大战结束后，拉贝因他的纳粹身份又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在他最消沉的日子里，南京人民为他募捐了几千美元让他安度晚年，为他寄赠食物，1950年，拉贝在柏林患中风去世。
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拉贝才犹如凯旋的英雄，从历史迷雾中向我们走来。他的日记被公之于世；他在南京的故居被考证确定；他的墓碑安放到了南京；他当年拯救的难民纷纷一吐肺腑之言，中国人民的热情如火山一般喷涌而出，献给这位和平勇士。
今天，面对拉贝故居，我们仿佛仍能叶到拉贝先生朗朗的笑声，沉重的叹息；看到他挥舞手臂的愤怒表情，伏案奋笔疾书的侧影……
(http://ent.sina.com.cn/m/2009-04-01/013424496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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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日记》（英语：John Rabe）是一部中德合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故事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中國經商的约翰·拉贝所撰写之战时日记《拉贝日记》，讲叙他见证南京大屠杀的始末，并且拯救了20余万中国人的故事，号称是“中国版辛德勒的名单”。讲叙约翰·拉贝亲眼见证南京大屠杀的始末，并救下20余万中国人的故事。
《拉贝日记》中文版在线阅读： http://rabe.nju.edu.cn/sec/3diaries/diaries.asp
關於中德合拍的电影，詳見「拉贝日记 (电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8%B4%9D%E6%97%A5%E8%AE%B0_%28%E7%94%B5%E5%BD%B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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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敬畏神多过怕人。以下是他的日记片段：
Rabe’s diaries, published after the war, make it clear that he was a deeply religious man whose Christian faith trumped any superficial association with Nazism.
On October 17, 1937, as the menace to Nanking was growing, Rabe wrote: “My prayer each morning and evening goes: ‘Dear God, watch over my family and my good humor; I’ll take care of the rest.’” Then in the very bowels of the Hell that was Nanking in December 24, 1937: “I’ll close today’s entry with a prayer in my heart: May a gracious God keep all of you from ever again having to face a crisis like this one in which we now find ourselves.” Two days later Rabe wrote: “I thank my Creator with all my heart that everything went smoothly.” On January 9, 1938, Rabe told his diary: “We 22 foreigners who remained here in Nanking have behaved as bravely as the first Christians in Rome who were devoured by lions in the ar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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